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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构分析之所以不等于简单的阶级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就是因为它揭示出：社会结构的活力和动力来自其中各个因素、各个阶层之间的互动，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所以能够获取领导能力，其关键就在于善于利用和运用结构本身的功能，利用结构运动所产生出的动力和活力，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自身的、一己的力量。

因此，毛泽东方才这样告诫说：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毛泽东的文章，其标题往往就是纲领，是眼睛、是灵魂、是旗帜，而要目叙述的则是各个因素之间的彼此制约和运动，并使这种运动服务于纲。

变战术上的总体被动为战略上的日益主动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结构并没有变，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阶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没有变，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资关系和劳资矛盾有了不同形式的发展。而且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矛盾原本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劳动者与资方的矛盾，但是，在中国，由于政府又常常扮演着招商引资的角色，结果在今日之中国，这种矛盾便往往表现为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即它势必日益危及中国政府的凝聚力、动员力和感召力。马克思这样指出：如果丧失了作为劳动力、原料基地和市场的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就会陷入危机，但是，一旦中国发展起来，一旦中国加入世界生产—销售的链条，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就会被挤破——这是马克思运用两极相联定理得出的洞见，但是，毛泽东则补充指出，从结构运行视野看，显然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对于西方列强来说，中国既不能灭亡，当然更不能发展起来，即对它们而言，中国存在的最佳状态，便是半独立的依附，而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一是以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为基础的集体土地制度和在此基础上的建设用地国有化制度。

通过农业补贴来发展农业，是现代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当前中国财政体制下面，主要税种和税收由中央财政掌握，中央财政收入大约占到公共财政总收入的一半。此外，亲商政府在积极的政企合作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其他消极影响，特别是为滋生行贿受贿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土壤。

但是如何在体制与政策的组合上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案，纠正不平衡高速增长带来的失调，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环境保护以及国际社会身份认同等多重目标的兼顾统一，还有待长时期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索。第二个概念是三维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渐进的改革又因植根于相对稳定的利益结构之中，因而不易被扼杀。对于部门科层，其共性是追求尽可能多的资源与尽可能容易的任务。

对于中央领袖，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是两项基本执政目标。简要地说，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克服改革与执政的矛盾，地方政府进入改革治理过程有利于打破部门科层对信息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垄断，地方性政策创新与推动也创造了条件，使中央领袖从日常政策执行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宏观战略层面的问题。

为什么？其根本原因是执政和经济发展两大目标的冲突。相反，它往往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理由和动力。第一个概念是三元的改革治理结构。但中国的中央科层体系从未像前苏联那样强大，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到改革开始时重新恢复，控制能力相对较弱。

上述三大主体中，最关键的变化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相当于经典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企业。一国的经济压力越大，通过提高经济效能来改善执政能力的可能性越大，中央领袖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也就越强。其三，增长导向的地方政府通常把教育文化、公共卫生及其他民生需求当成次要议题，除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外，容易对一般公共服务投入不足。

三元改革治理结构和三维市场经济体制这里，我提出两个基本概念作为对上述中国问题的理论解释。解读这个中国问题，对当代社会科学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挑战。

接下来，我试图用三元的改革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的自主改革为什么可以在艰难曲折中持续进行下去，用三维的市场经济解释中国的不平衡发展为什么可以持续。实际上，三元改革治理和三维市场经济两个命题是相关联的。

它使改革治理模式由二元变成三元，改革的动力学随之改观。一是决策分权，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给定的框架内进行自主的政策试验。国有企业仍然支配着战略性产业，国有资产仍是国民财富的重大主体，国家宏观管理仍对经济运行发挥着指导和调控作用。而且其成员大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下乡下厂进干校，对旧体制的弊病和民间疾苦有切身感受。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找到这样以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对应的几个高是高积累、高投入、高增长速度。

长期不平衡高速增长与三维市场经济经济的不平衡快速发展为什么可以持续长达30年？对此，我提出三维市场经济的解释。而全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造成城市工资水平疲软，加上政府偏向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导致原本就低的工资收入下还过多储蓄，消费落后，国内市场需求不足。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进入专题： 三维市场经济 。虽然西方国家也有地方政府，但它不像中国地方政府那样是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因此，他们大都对旨在改善国计民生的改革是理解和支持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府的发展理念和战略的重大转变。

但是，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化，促进了出口成长，贸易出超与外汇收入也就随之积累起来。但市场导向的改革要求资源和权力的重新配置，这就影响执政的稳定性。为什么中国成了例外？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保持执政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制度和自身的深刻转变？2．为什么高速经济增长与不平衡长期并存？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改革年代的中国因此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参与竞争的不仅有企业，还有各级地方政府。

高增长和低消费形成了结构性矛盾，本来是不能持久的。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经济长期不平衡快速增长这一现象看似悖论，其实正是中国的三维市场经济的内在产物。

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由参与改革的不同社会主体的合力所推动。而中国有三个，中央领袖、部门科层和地方政府。

首先，企业边际投资倾向过高，容易导致经济快速增长，产能过剩。稳定执政要依靠制度的基本主体力量，即计划经济的科层部门体系。

这可以称为中国现象或中国问题。这绝对可以说是中国现象和中国特色。而计划经济中的科层机构处在利益的行政分配网络的中心，从其职位利益出发，自然会反对市场导向的改革。总之，在三元改革治理模式中，不再是改革的循环，而是在循环中的不断推进。

三维市场经济的特征是地方政府的特别地位。又是经济主体，承担经济发展的商务功能。

经典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构成两维的主轴关系。这样，在追求经济发展这个目标上，地方政府的经济利益和官员的政治前途得到了高度统一。

关键是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两重身份，即它既是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公共职能。二是财政分级核算、收入分成，在经济上使地方政府有了追求经济绩效的动力。